道友又与我谈“大乘非佛说”的话题,认为信奉大乘佛法而出家的僧人,竟然也与南传部派佛教一样质疑大乘非佛说,就像船员出海后忽然怀疑自己是否身在船上,令人感觉匪夷所思,用人本经验理性,作为科学人本理性,所谓客观公正的立场研究佛法,把学术当义学,或挂着义学的幌子,从事学术的考据,以凡夫之情见解读佛陀内证的不可思议境界,就如萤火虫烧须弥山,更是滑天下之大稽,令有大乘信仰者为之喷饭。
如此作法竟然享有盛誉,可见想灭我正法之心者可谓大有人在,“大乘信仰者”质疑“大乘非佛说”更是深得此类“灭正法者”或“无信仰者”之欢心,“举着红旗反红旗”从客观上说也更具说服力。佛经中四天王曾对佛说,救度众生护持国土都容易坚持,唯有小人无知往往辱及天尊,令我等难以忍受,佛说忍辱为诸圣所称赞,为小人所鄙视,有智之人应行诸佛圣人赞叹之行,勿事小人乐见之行,四天王心开意解依教奉行。
护持大乘佛法为诸佛菩萨圣贤之所称赞,质疑大乘佛法或解构大乘佛法,为魔王波旬或无信仰者之所称赞,“导师”竟选择了波旬的称赞,且为之自鸣得意,追随者更是如此,不求义学研究之成果,唯求学术研究之成就,以俯视的姿态审视佛教的经典,以人本理性堪定佛经所诠释的内证境界,俨然高超佛祖之上,深深的陶醉在“超佛越祖”的感觉中,对佛陀的经典都可以堪定是非,对大乘八宗的成果视若无睹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有人说“导师”护教有功,《大乘是佛说》一书就是明证,不可诬蔑大德啊,须知坚信大乘是佛说的佛弟子,都可从这书中看出“大乘非佛说”的结论,如果因为书名是大乘是佛说,就认定“导师”坚持大乘是佛说,而不去细读其中对佛说的定义与逻辑推理,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。民国时期的汪精卫也是以从事“曲线救国”的英雄自居,投靠日本侵略者为虎作伥,消解我国人民的抗日意志,为想做“汉奸”的人开启了“东亚共荣”的大门。这与佛弟子打着“佛教义学”的牌子,从事“学术研究”消解佛教信仰的行为,是何其类似啊,明眼人自可辩别,不俟多言。
以人本的经验理性,只局限於人类的感官体验与理性思维,如果研究世间之哲学,可谓客观公正,用来研究宗教是非常尴尬的,因为这个袋子里根本装不下超自然的“神迹”,犹其像佛教这种三世十方无量诸佛无量净土,十法界因果事理皆归一念的诠释,更是无法相信无法考据,所以才有大乘佛法是佛灭后,弟子因怀念佛陀而不断理想化,不断的编造各类经典烘托佛陀的境界,用来安慰思念之心的谬论。
为了更能适应学术研究的规范,必然要去天神化去神通化,去六道化而孤取人间,将佛定位于一位世间的觉者,只论人间的可以考据的示现,加上印度人不尊重历史的事实,就给从事学术的人更加发挥想像与推理的空间,致于依据有类有时代痕迹的佛典,就推论所有佛经是逐渐完备的过程,而非佛世佛陀亲说,就完全是以偏概全的解读,就如不能因《六祖坛经》的出现,就推理出梵译而来的经典,都是中国祖师的创造同一逻辑。
用学术解读佛教必然会出现“削足适履”的怪像,为适应学术规范而曲解佛法,最终的结果是以佛教“导师”的身份,勇敢的开了反对佛教解构佛经的第一枪,自然赢得了学术界的肯定与赞扬,这个“伟大的举动”是他们想做而又不敢做的伟业,犹其是以僧人导师的身份从事解构佛教的运动,更是令人有石破天惊高山仰止的错觉,但这份荣誉对大乘信仰者而言,却是最大的侮辱,内心最大的悲痛。
这样的谬论竟然堂而皇之的流行了几十年,真是令人无语泪双流,“党情”者太多,“党理”者太少,义学的声音被淹没在学术的声潮里,是原因之一,正本清源的时节因缘还未成熟,则是一大主因,俗语云“哀兵必胜”,佛教界之青年才俊已然“睡狮猛醒”,僧俗两界佛门弟子都坚信大乘佛法,在阵阵的狮吼声中,此类邪说不久之后也就“雨打风吹去了”,此为势所必然之事也。